“已经通知林雪怡了，”米勒博士说，“但需要时间部署到所有节点。”

陆彬看着屏幕上的代码，突然意识到：这场斗争的技术层面已经发展到如此复杂的地步，普通人根本无法理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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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公众舆论往往基于简单叙事——好人坏人、黑白分明。

“霍克在技术层面不断适应，”他对冰洁说：“但他在叙事层面仍然使用简单的冷战思维：‘他们’在威胁‘我们’。”

“我们的优势在于，我们可以提供更复杂、但也更有希望的叙事：合作解决问题。”

“希望是比恐惧更难传播的情绪，”冰洁说，“但一旦传播开，也更持久。”

中午十二点半，他们草拟完了“数字医疗走廊”计划的初稿。

冯德·玛丽副董事长已经联系上乌克兰卫生部和数字化部，初步反应积极。德国和法国代表团也表示有兴趣参与。

陆彬整理好西装，准备去见纽约时报记者。

出门前，他最后看了眼技术准备室里的屏幕。

一块屏幕上显示着切尔诺贝利监听站的实时温度数据。

一块显示着敖德萨日志服务器的状态——仍然处于安全模式。

一块显示着全球支持根系联盟的社交媒体声量图，绿色的光点正在世界各地亮起。

“影子很重，”冰洁走到他身边，“但光可以来自很多方向。”

陆彬握住她的手：“走吧。该去见见那些记录影子的人了。”

他们走向媒体中心时，联合国总部的钟声敲响下午一点。

在世界的其他地方：

硅谷，谦谦收到了林雪怡发来的新验证协议代码，开始修改自己的路由算法。

基辅，安德烈正在准备乌克兰代表团的提案，关于国际调查北极星公司。

切尔诺贝利，监听站在安全模式下静静运转，等待着新的指令。

而詹姆斯·霍克，此刻坐在曼哈顿中城一家酒店的房间里，看着电脑屏幕上跳动的时间。

距离他设定的最后期限，还有二十三小时。

但游戏，似乎已经开始脱离他预设的轨道。